生命的恩惠

哪怕早出生二十年，我都极有可能不会活到狗都嫌的七八岁。

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的我是在输液瓶里长起来的。做青霉素皮试是常有的事（那时的皮试似乎是用蒸馏水的，很清楚地记得比现在的皮试要疼），据爹妈说也有相当淡定地把手伸到化验窗口里扎手指并且观摩全程的壮举。那时县医院在公安局门口有个小门诊部，家住公安局的姨在那里上班，我的相当一部分吊瓶都是她给我挂的。新华书店离门诊不远，爸爸经常会等我扎上针之后过去给我买一本新书好让爷俩消磨时间，连打几天吊瓶之后一本书往往就已经看完了。识字多了之后，就算爸爸把我放在门诊就回去忙，我也能打着吊瓶自己看了。细想起来，很多启蒙知识都是在那间小门诊的病床上积累起来的。妹妹至今不爱看书，和她从小就健康得像头小牛也有关系吧。

小学高年级阶段，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比较平安的一段时光。

刚升初中的那个月咳嗽得厉害，以此为标志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每年都要因呼吸道感染连挂一星期以上的吊瓶的血泪史。高二那年夏天被头顶从早自习开始刮到晚自习结束的大风扇吹出了肺炎，医生对我这个高龄患者大感诧异。那次每天晚上都翘掉晚自习的最后一节回家挂吊瓶，每天早上都翘掉早自习吃了早饭再回学校，两手血管沿线扎成了筛子，好久都没有恢复平整。至于害怕长时间吹风扇的心结，至今也没有恢复。在长沙那年的中秋节晚上，去的地方竟是市四医院，急性支气管炎，第一次异地挂吊瓶。杀猪的，你不会读到这篇日志吧，但还是在这里为你当晚的同行和帮助道声感谢。直到我离开，也没有觉得还了你这个大大的人情。

在北京的四年，也是没有少了各种病。内科外科皮肤科，吃药打针动刀子。值得欣慰的也就是每年秋天必挂吊瓶的呼吸道诅咒似乎破除了，军训时也没生什么折腾人的病。

前些日子回家呆了一个多星期，昨天回到了学校。本科的生活只剩下十几天，却没少了与帝都医疗系统的告别演出。

发烧，单纯的发烧。昨天中午37度5，下午38度，不敢怠慢赶紧跑去校医院。扎了左手的中指验血，我能看懂的部分只看出白细胞计数略高。校医院开了退烧药和头孢。喝水上厕所吃退烧药折腾一夜之后，早上的体温已经登上39度2的新台阶了。抱着和室友一块被隔离的觉悟拉小藏民同学直奔北医三院。扎了右手的无名指验血，我能看懂的部分只看出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了。觉悟扑空，大夫排除了最近接触禽类的情况后就没有让我体验禽流感筛查流程的意思了，只是在校医院处方的基础上加了清开灵，遣返。

回来睡到快中午，感觉轻快了好多，量了一下体温，39度5。虽然数学不好，但还是一瞬间就得到了以下的结论：今天中午的体温比昨天中午的高两度，那么明天中午的体温就可能是 39.5 + 2 = 41.5 度了。不抢救的话至少这脑子是要烧坏掉了吧。吃上24小时内的第四片对乙酰氨基酚（说明书上说再多吃就要做好肝功能衰竭的准备了），决定再去看医生。怀着能立即得到转诊单再访北医三院的想法，我又去了校医院。

这才知道校医院是有午间休息时间的，我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等了二十分钟。阳光明媚，树影婆娑，小蚂蚁们在地上爬来爬去。此时的我，已经完全在用一种告别的目光在看这美丽的世界的一角了。

医学发展不到这个程度，我恐怕已经早早夭折了吧。后边这十几年，已经完全是馈赠了。就算终究没能看到自己的学位证，就算终究没能踏上那个遥远的国家，就算终究没能遇见能白头偕老的人，就算终究连一个自食其力的人都没能成为，也没什么好抱怨。已经算是一段不错的人生了呢。明天过后，我还有没有机会用我现在的双眼和意识，欣赏这婆娑的树影和爬来爬去的小蚂蚁？

为我看病的是一个体态略显丰满、态度略显刻薄的中年女大夫，完全推翻了她的同事昨天做出的炎症诊断，要我停用抗生素，又追加了几样感冒和抗病毒的药。

很难得地，校医院的处方看起来生效了。

下午小藏民同学问我感觉怎样了，我回答他说我充满了生命的喜悦。他听成了我充满了“生病的喜悦”。凡事不往好处想的我，是如此容易地给自己判死刑，这次自认为可能是流感的病的好转，竟给了我捡回一条命的欢欣。一直瘦弱多病、未来也不见得体质会好到哪去的我，这个多虑又悲观的家伙，以后恐怕还会有此等的欢欣等着。提醒自己生命的珍贵和美好，这就是“生病的喜悦”吧。